扈海鸝：社會建設“文化性”的追問

　　

　　 隨著中國社會建設的加快與深入，社會建設本身的“文化性”卻成為相對“薄弱”、“空缺”的問題。社會建設中有“文化性”嗎？值得我們追問、探討。

　　 十八大報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脈，是人民的精神家園”，要“發揮文化引領風尚、教育人民、服務社會、推動發展的作用”。筆者認為，社會建設“文化性”，就是社會建設里要有“文化家園感”、“精神家園感”。社會建設進程式，應和文化信念、文化認同重建聯系在一起。

　　

　　 1，社會建設中的任何制度建構，同時也是文化建構。

　　 任何社會制度的建構及制度實現過程都是文化的，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我們就很難解釋，一些很好的制度，運作起來，卻又束之高閣或很不理想。如保護生態環境方面，維護政府清廉方面，都是有制度，但做得不夠好。

　　 而在許多方面又不能僅以“制度”有否來說明社會發生的現象。以廈門公交車惡性爆炸案為例，我們不會認為地處改革開放前沿地區的廈門沒有最低社會保障制度，沒有社區救助工作。發生這樣的惡性事件，說明制度與社會關系、個人之間，存在一些“斷裂”，還需要強化制度與日常生活間的平衡、關懷、支持體系。另外中國還有一種景象，即為了應付某個制度檢查，說一套，做一套。不動真格、不屑于認真的習慣，它說明即使有“制度”，制度文化不同，結果也不同。

　　 制度經濟學家凡勃倫說過，“制度根源于人們的思想和習慣”。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也談到過，美國的民主制度在北美成功，而在南美則不成功，主要在于習俗不同，制度的基礎是習俗。這里講的“習俗”，就是制度文化、就是支撐制度運行的基礎。中國現在的情形是，一方面，一些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另一方面，一些制度建立了還不具有社會習俗的基礎，前者需要健全起來，后者需要完善制度運行中的文化建構，即新習俗的培養。像養老保障、農村醫療保障、農村教育等公共產品均等化、慈善等制度建構中，還需要一個更廣泛的社會愛心、社會責任、公共精神的培育。沒有這些，制度的完善幾乎是不可能的。郭美美炫富事件，與其說是對紅十字會的傷害，不如說是對整個公共事業、公共精神的傷害。它說明我們的社會還沒有培育出熱愛、獻身公共事業、公共精神的榮譽感與風尚。

　　 所以，中國社會建設的一個當務之急，是需要教育、培養大批有素質的公民——他們能夠承擔社會責任，有公共道德、職業道德，擁有全球視野、綜合判斷力與責任感，使他們成為社會風尚的主流。沃爾沃公司瑞典總部有2000個停車位，職工居住的比較遠。每天早上去公司時，先到公司的員工反而會把車位停得很遠，把離辦公室更近、更方便的車位主動讓給因路上堵塞、匆忙后趕到的員工。這種素質，也是一流產品與制度文化的展現。這才是新的社會文明水準——制度的、人文的。一個現代化社會，它的一流品牌，只能和其一流的文化教養、文化建構聯系在一起。沒有公民素質的持續成長及文化建構，中國社會建設的制度化實現過程，很難有一種文化提升。如有了養老院，就一定能提供優良的養老服務嗎？有了打工者子弟學校，就一定能夠關愛、幫助這些學生嗎？擴大地說，中國從世界工廠到創新型大國的轉變，也依賴這種基于制度的公民素質、基于制度安排的新習俗的產生。

　　

　　 2，中國正處在一個城市化高速發展的時期，社會建設既要提供制度產品使社會成員有生存的安全感，又應提供文化的意義感。

　　 中國城市化率已達51.3%，未來10—20年，或30年中，將是中國城市化、城鄉一體化快速發展的時期。這必定是一段社會矛盾的高發期，因為城市時代是一個利益時代，城市生活方式是現代生活方式。城市化會帶來激烈的社會分化，將激化社會中上層與下層的矛盾。西歐19世紀上半期的三大工人起義，與世界城市化的第一次高潮相關；世界上最早的社會保障制度是普魯士鐵血宰相俾斯麥對工人運動的妥協。這依然是歷史的啟示。

　　 未來幾十年中，中國的社會建設，不僅將面對一個成長中的中產階層為主體的社會，而且將面對十幾億人想過舒適生活的消費時代。中國將成為一個消費大國，但其人口構成、地域構成的復雜性，超過了歷史上出現過的任何現代化國家。為此，社會管理創新將要建構出“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社會的利益分配秩序”，又將面對二元結構下的社會差異性、弱勢群體的要求，還將受到擴招后的大學生群體——“新新人類”對城市、就業、公平的諸種要求。這些都不是只靠城市化率來解決的。

　　 當我們的社會日漸變成一個開放的、流動的、多元選擇的共同體時，如果社會建設不能提供社會成員共享的意義感與價值追求，不能建構一個理性平和的文化心理與習俗，那么，這個社會就沒有文化的認同感。沒有文化認同感的社會，很難支撐城市化的持續繁榮。以韓國為例，韓國的城市化率已過65%，人均GDP達到12000美元以上，但我們看到的更深厚的東西，是這個半島民族拼命地抓住文化，提升文化自信力，以推動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上世紀80年代以后，歐美地區已處在高度城市化階段，公民社團運動的再次興起，提出了“反對政府主宰一切、反對市場主宰一切”的理念，非政府組織、非營利組織的涌現，推動了歐美社會民主進程，社會保障制度得到很多補充，“社會平等”經歷了新探索，避免了戰后法西斯主義的再度產生。

　　 中國的人口是美國的4倍，是歐盟的3倍，我們的城市化過程更為復雜。我們不僅有歷史形成的城鄉、地區間二元結構問題，而且中國存在著世界現代化史上最大數量的農民問題以及最為艱難的非農化轉移。中國的農民工權益問題，成為中國城市化中公平性的瓶頸；但比之更復雜的還有幾億農民、農民工素質的提升。中國在城鄉一體化中，舊式的“農村的終結”，再次使得教育農民成為公民、成為國家勞動者的問題日益突出。沒有后者，中國何以成為文明的現代國家呢？就像社會建設是個長期工程一樣，社會管理創新的每個方面，無不依賴國民、管理者文明素質提升，并且這也是一個長期過程。

　　

　　 3，中國社會“很多轉型”是同時發生的，沒有文化力，社會建設不可能成功。

　　 當前中國社會建設的最大挑戰，是它所在的“空間”特征上存在“很多轉型”：走向工業城市、城市社會、媒體社會、汽車社會、網絡社會、消費社會等轉型，這些都是同時發生的，社會建設面對“確定性社會”與“不確定社會”諸種問題。由于工業化還沒完成，另一只腳又進入了信息社會、消費社會。它使制度建構與文化準備之間，形成大的脫節?；ヂ摼W上被披露、報道的驚人事件，快速傳播，“干擾”了社會信任的常態性秩序。許多社會問題與社會制度的實施，在無數電腦、微博的終端被解讀。民生問題解決，處在網絡的開放式的社會批評中。這種情形比美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時還要復雜。

　　 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的快速轉型，必然帶來快速的、劇烈的社會分化，社會動蕩，這是所有早發展國家都遇到過的麻煩。中國同時又處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體系中，全球經濟帶來更大的開放性、不確定性。社會建設在應對多重轉型、變化、突發危機中，需要更成熟的法律的、制度的、文化的整合。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及基本價值信念，在大型社會關系整合中，依然有長效的作用。如果沒有文化傳統上的厚重與堅守，社會建設就缺少底蘊。

　　 社會建設的過程中要重塑社會秩序。最成功的“社會建設”，是把文化做到制度里頭，把制度做到文化里頭。讓制度與習俗、信仰相聯結。不管是稍為貧窮一些的人，還是已經富裕的人，都因為信仰、信念、教養、品格的力量，愿意為社會改革、社會進步，去承受社會擔當。

　　

　　 4，社會建設中的“文化再嵌入”，就是社會與文化價值的再融合。

　　 這是中國告別小農社會、告別“文革”后，走向市場化、全球化后的再嵌入。之所以強調“文化的再嵌入”，是因為我們現在的社會建設依然存在把文化精神放在外面的“工具化”的危險。一是陷入“事本主義”，社會建設在某些方面成為只應付上級考核的“數字”，這使“就事論事”的、看得見的考核績效被突出，眼里只有GDP的數字、財政收入的指標、寫在紙上的考核。在政府財政大量投入的同時，難以形成基于新的社會建設要求的新的“公眾性格”。二是工具理性過強，人文溝通匱乏，社會建設沒有文化力的推動。一些城市化、城鄉一體化進程中的“社會管理創新”，只是拆遷、征地中一種需要，是快速拉動GDP的一個重要方法。這會無視、抹掉人們對社會管理創新的文化需要。在不斷被強化、被評比的績效競爭中，人與人的關系越來越陌生。干部很忙，應酬很忙、政績很忙、喝酒很忙、寫出讓上級領導滿意的材料很忙，很難有時間、激情、理念，在普通農民中進行倫理的、人文的調查與思考。

　　 社會建設的文化再嵌入，就是要用文化傳統來打動人。要使社會建設有“文化的靈魂”，在制度建構中，重建一種文化自信心，使之貫穿在社區活動、社會事業活動中。如果社會建設過于行政化，或限于行政業績考核的要求，和“文化”沒有真正的聯系，人們的內心沒有真正地被觸擊、被關懷，即使在建立了一些制度以后，社會建設還會陷于表現化。比如，一些干部習慣于用官場上的一套思路來對付社會建設，只會行政化做事，只會講文件套話。他們不了解搞社會建設是要懂文化傳統的，是要培養公民精神、文化價值觀的，是要付出“動真格”的熱情。因此，管理者自身的文化心、文化思考非常重要。

　　

　　 （作者單位：江蘇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