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司法過程的直覺及其偏差控制

　　

摘要：作為相對獨立存在的認知加工系統，直覺與“理性—分析”系統共同處理各種信息。直覺機制以自動化方式發揮先行的加工作用，在信息不充分和判斷不確定情形中，為理性分析提供基礎。在司法過程中，直覺通過獲取法條、形成初始結論為法律推理提供前提，邏輯自動化型直覺還可以省略認知過程、快捷獲得結論。但直覺可能產生偏差，導致結論偏離實際，所以要通過訴訟程序、司法管理等制度設計對直覺進行深度監控。理想的司法認知至少需直覺、檢測與證立三道工序，對應發現結論、防范直覺偏差、修正不合理理由三個認知功能，完成為案件提供答案、保證客觀性、展現正當性三重司法任務。

　　 關鍵詞：直覺；法律推理；司法過程；司法裁判；司法偏見

　　 作者李安，法學博士，杭州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杭州310036）。

　　 司法判決是如何作出的？這是千百年來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捎腥さ氖?，不論主張邏輯決定的法律形式主義，還是主張直覺決定的法律現實主義，抑或是提供了一種批判性視點的哈特，都沒有在本源上回答邏輯運行機制及直覺機制的問題，甚至在直覺究竟為何物都沒有界定清楚的情形下，就互相交鋒起來。如果是依照邏輯，那么邏輯推理的大小前提如何獲得？如果是依靠直覺，那么司法的客觀性、正當性應如何保證？這一法理學問題本應通過深入了解邏輯運行機制、直覺機制及其相互關系予以消解。雖然爭議延續至今，但終究沒有一個專門研究司法直覺的議題被人重視。

　　 法律現實主義雖然建構了司法直覺理論并對法律形式主義進行批判，促使人們認識到傳統法律推理的局限，但因主張司法完全取決于直覺而走向另一極端，對直覺的結構、功能、影響因素等也沒有作出合理解釋，所以沒多久就走向衰落。自心理學家卡尼曼（D.Kahneman）的直覺決策理論在經濟學領域得以應用，并獲得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后，直覺問題引起了西方心理學家極大的興趣。在基礎研究方面，關于直覺的認知科學、認知神經學等研究成果頻見于心理學權威雜志；在應用研究方面，關于直覺在經濟消費、道德判斷等領域都有很好的成果。司法領域已有研究主要有兩類，一是如ChrisGuthrie等人討論司法直覺的非理性問題；二是如RodneyA.Smolla等人驗證司法過程直覺的存在問題。從總體上看，司法領域的直覺研究數量偏少、議題陳舊，缺乏與法學理論的溝通。在中國，關于司法直覺的研究幾乎是空白，現有研究多是在介紹法律現實主義時談論這一主題，基本重復著法律現實主義運動時期的那些“舊事”。其實，法律心理學的交叉研究普遍存在著這種狀況。美國法律心理學家MarkA.Small 通過統計分析法律心理學論文后指出：“多數研究都停留在實驗的描述水平，能夠結合法學理論，達到解釋水平的研究微乎其微”。從主流學術期刊看，我國心理學與法學的隔閡更為嚴重。一方面，心理學家熱衷于實驗研究，并取得豐碩成果；另一方面，法學家以近乎原始的方式，以自己的心理體驗與感悟，艱辛地思考著推理、直覺等心理學問題，卻忽視心理學的已有成果。研究司法過程中的直覺，不能不借鑒心理學的新近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礎上有所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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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結論

　　 2008年，JamesR.P.Ogloff 重申Huntington Cairns的觀點：“法學與心理學結合的發展將會是一個長期且沉悶的過程；盡管這需要很大的耐心，但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必將使法學收獲豐碩的成果?！蓖ㄟ^對司法過程直覺的心理學審視，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在微觀層面，揭示了司法過程直覺的組成要素、加工機制、基本功能、表現形式及可能產生的偏差等。這些內容可以充實法律認知理論，改變以往法律認知理論幾乎由理性分析主導的狀況。

　　 第二，在中觀層面，法律適用過程的認知活動是“經驗—直覺”機制與“理性—分析”機制的統一。法律適用過程少不了經驗直覺，也少不了理性分析。它們和諧地共同處理外部信息，直覺屬于發現脈絡，推理屬于論證脈絡。沒有直覺，后續的理性分析就沒有可加工的原料；沒有推理等論證手段，直覺的偏差就不易被覺察，直覺的結論也缺乏應有的穿透力?？紤]到直覺偏差的存在，最后形成了“直覺—檢測—證立”的司法認知模式，使直覺偏差能受到有效約束，使實然的認知機制與應然的司法價值能較好兼顧。這對于以往將法律適用幾乎等同于法律論證的研究傾向無疑起到一定的糾偏作用。

　　 第三，在宏觀層面，由于邏輯與直覺都無法獨立承擔司法的基本任務，所以以邏輯為基礎的法律形式主義與以直覺為核心的法律現實主義都難以為實際司法決定提供成功解釋，兩者只能共同服務于更有解釋力的奠基于理想司法認知基礎之上的理論。

　　 吸收心理學新近研究，刻畫直覺與分析的關系，有助于我們認識司法過程中理性思維的缺陷與直覺機制的不足，以協作的視角形成理想的司法認知模式，建構有效的司法理論。同時，直覺是一種缺乏意識監控的認知機制，如果不加以適當限制而任由其在司法中“大行其道”，可能會導致司法目標的偏離。這也是我們需要正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