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振軍：下放權力還是約束權力？

　　

　　長期以來，在有關高等教育的問題與改革的討論中，幾乎總有一個關鍵詞，那就是辦學自主權。似乎只要給高校更多的自主權，中國大學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11月27日同一天曝出的中國人民大學招生處長腐敗案和廈門大學文學院長艷照門也許提供了不同的思路。

　　改革開放以來，黨和政府高度重視、大力發展高等教育。與社會其他領域的改革開放一樣，下放管理權力也成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項基本政策。經過30多年的改革發展，相對于過去，高校有了越來越多的辦學自主權。權力下放也確實促進了高等教育的發展，不僅實現了高等教育從精英教育向大眾教育的跨越，高等教育的質量也不斷提高。

　　但另一方面，在高校獲得越來越多的辦學自主權的同時，高校內部的政治民主化進程卻相對滯后，對權力的監督和約束在不斷弱化。由此導致了高校內部關系越來越緊張，高校與外部社會的矛盾與沖突也日益加深，管理專制、權力集中等導致的問題使得大學越來越積重難返。正像人們在人民大學招生處長腐敗案和廈門大學文學院長艷照門中看到的一樣，不僅校長們掌握了越來越大的權力，甚至作為高校中層掌門人的各路諸侯也盤踞一方，掌握了巨大權力和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資源。中層部門和二級學院儼然成為獨立王國和處級干部們的勢力范圍，以至大學中層領導的貪腐墮落也越來越花樣翻新，水漲船高。動輒貪腐上億，輕松拿出80萬擺平丑聞，即便政府部門的腐敗分子也未必總有這樣的大手筆。一向作為清水衙門的大學貪腐起來一點也不示弱，大學管理者掌控的權力和資源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即使在那些典型的因為自主權太少導致的事件中，最后的問題也往往與大學領導們的權力過大有關：比如備受質疑的大學教學評估。評估本身固然是權力集中的產物，但各個大學在評估中大搞形式主義、花錢如流水，由此滋生大量觸目驚心的腐敗，哪一件不是因為校長和部門權力過大不受約束才變成現實的？

　　一切管理理論的精髓無非激勵和約束。作為激勵手段，下放權力無可厚非。但問題在于，作為改革開放基本經驗的下放權力忽略了另一個問題，即在下放權力的同時沒有注意對權力的監督和約束。中央政府和上級主管部門在下放權力的同時沒有注意對基層民主的培育和支持。甚至相反，為了保證發展效率，實際政策取向總是在有意無意地抑制民主。因為中央政府下放權力的主要動因就是要用下放的權力調動地方和基層發展積極性，下放的權力是作為對下級政府和官員的激勵、獎賞使用的，目的是鼓勵對方實現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下放權力本身就排斥民主或至少不包含民主。換句話說，拒絕民主是下放權力的底蘊。下放的權力上不著天，下不著地，實際上處于失控狀態。這是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政治體制最大的問題，也是當前社會問題的一個基本癥結。這也正是我們在高?？吹降膶嶋H情況：權力越來越獨斷專行、為所欲為，對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反倒越來越成為異端。結果，大學和部門越來越成為獨立王國，甚至成為“綹子”和“山頭”。大學和部門的問題顯而易見，但上級主管部門卻總是得過且過，甚至歌舞升平，除非發生重大事件或遭遇“一根筋”的舉報，問題永遠不會被揭露，更不會被處理。

　　大學的行政權力不僅與一般腐敗權力一樣追腥逐臭，更因為大學作為學術機構的獨特性而變本加厲：大學各級官員的貪腐甚至比政府部門的官員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這一次曝出的人大招生處長的貪腐數額就至少超過一億；廈門大學文學院長艷照門的刺激程度也是很多政府部門的官員望塵莫及的。造成這種現象并不奇怪：與社會上政府及其官員的權力萬眾矚目不同，大學的領導們“躲進小樓成一統”，遠離公眾視線，受到的監督約束要少得多，大學領導們的權力要“安全”得多。這正是高校貪污腐敗突飛猛進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辦學自主權的名義下，自主招生、定向招生、點招、特招都成了權力腐敗的秀場和舞臺。專制權力在這里興風作浪，為所欲為，“100萬上人大”成了公開的秘密；“院長養小三”也是全校都知道的新聞。有高度行政化的大學這樣的怪胎就會有人大招生辦和廈大艷照門這樣的奇葩。今天的大學已經不僅不是人們內心神圣的象牙塔，而是成了藏污納垢、無惡不作的大本營。而造成這一切的不是因為大學的權力太少，而是大學領導們的權力太“孤獨”，太自由。今天大學的當務之急不是下放權力，而是約束權力。只有重建民主，讓社會監督，讓教授治校，讓教師和學生決定學校的大政方針，決定行政后勤人員的去留和評價，我們的大學才能重拾尊嚴，才有希望。

　　另一方面，由于高等教育大眾化和尊師重教的悠久傳統，全社會都越來越切身感受到高等教育墮落給自己帶來的巨大傷害，大學成為公眾感知社會冷暖和政策變遷，觀察黨和政府形象以至影響社會態度和社會信心的晴雨表。到了高等教育驚醒和執政黨下大力氣改變大學形象的時候了。

　　

　　本文原發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3年12月13日?！鞍l表時有刪節”，此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