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孟什維克——正統馬克思主義在俄國的失敗

　　

　　 一　民主社會主義在俄國：關于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問題

　　 十九世紀末馬克思主義傳入俄國，俄國反對派運動中出現社會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對立，在政治理論上就是“政治自由”與“人民專制”的對立。在1890年代，雙方的陣營曾經壁壘分明。社會民主黨人曾經與自由主義結盟反對民粹派，而民粹派中那些最敵視“西方民主”的人在搞不成“人民專制”之余，寧愿接受沙皇專制也要反對“自由”[1]。

　　 但后來社會民主黨人與民粹派中各自都發生了一些分歧，到了斯托雷平（П. А. Столыпин）時代更是發生了筆者所謂的“雙向異化”：一部分民粹派放棄“反對政治自由（據說這會使政權轉到資產階級手里）”的“徹頭徹尾的民粹派份子的觀點”而逐漸社會民主主義化，而一部分社會民主黨人則放棄了“人民發展所必須的『抽象權利』而逐漸變成『超民粹主義』”[2]。以至到了1917年，過去界限分明的馬克思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和民粹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發生了戲劇性的重新洗牌：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多數派”（音譯“布爾什維克”）聯合“左派社會革命黨”，以暴力推翻了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自稱時通常不帶括號，列寧等人貶稱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主流派主導的最后一屆聯合臨時政府。

　　 盡管這時社會革命黨主流派已具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民主色彩，但在俄國，最典型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還是孟什維克。過去蘇聯官方理論說孟什維克是“機會主義者”──這個詞的本義是指那些一味“隨機應變”而沒有原則的人。但實際上如果要貶抑孟什維克，倒不如把他們稱之為教條主義者。他們的缺點（從另一種價值觀看或許是優點？）恰恰在于過份虔誠地執守意識形態原則，理論上堅持正統馬克思主義觀點而不善權變，行為上堅持道德自律而不愿使出辣手，對他人過份天真而不諳世事險惡，對自己“潔癖”太甚而處處循規蹈矩。由于努力和機遇，他們在俄國曾有比列寧一派更大的影響，但因為上述“缺點”以及一些更深遠的原因，他們最終被自己過去的黨內“同志”消滅了。

　　 說孟什維克是俄國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幷不夸張。俄國馬克思主義的鼻祖、被列寧稱為“教育了我們整整一代人”的普列漢諾夫（Г. В. Плеханов）后來是孟什維克成員。世所公認的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組織、普列漢諾夫建立的勞動解放社所有成員，除早逝的伊格納托夫（В. Н. Игнатов）一人外，后來都是孟什維克成員[3]。與馬克思、恩格斯有過交往的所有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參加第二國際1889年巴黎成立大會的全部俄國代表，凡是活到1903年以后的也都是孟什維克成員。在與列寧等人發生爭論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二大”上，所謂孟什維克實際也是主流：在兩派爭執的著名“黨章第一條”的表決中和“二大”的大多數會議中他們都是多數，只有在選舉中央機構時，由于傾向他們的猶太工人總同盟成員因他故退場，列寧一派才取得微弱多數。盡管列寧后來以此一直自詡“多數”而貶稱他們為孟什維克（“少數派”），但此后黨內的大部分爭論場合，乃至在杜馬黨團中，他們仍是多數。只是由于孟什維克自恃以理服人幷不標榜“多數”，也不屑于爭辯列寧所謂“多數派”的真偽，才在歷史上留下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這兩個名實不符而約定俗成的稱謂。

　　 二　孟什維克的“專政”與“民主”觀

　　 雖然列寧與馬爾托夫（Л. Мартов）各自的追隨者所掀起的派系斗爭早自1903年就已開始，但雙方幷無固定成員而只是同一黨內不同意見的組合。1906年時雙方還召開“統一代表大會”強調團結。1912年列寧一派在布拉格召開自稱的“全國代表會議”首次宣布開除“孟什維克取消派”，但第二國際幷不承認這一宣布。而且當時列寧方面說孟什維克內部有“取消派”與“護黨派”之別，孟什維克卻不承認有這種派別，會議幷未列出“取消派”名單，更沒有與所謂非“取消派”的那些孟什維克成員分手。雖然此后雙方的頭頭們已經各行其是，但絕大多數黨員認為兩派仍屬一黨，它們的基層組織仍多在一起活動。直到1917年5月，列寧一派才首次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的名義召開全國代表會議。因此俄羅斯如今的黨史研究者多認為兩派只是在1917年才徹底分裂[4]，而到1918年3月布爾什維克改名、取消社會民主的招牌后，“才真正結束了關于統一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所有說法”[5]。

　　 盡管“黨籍”意義上的孟什維克形成極晚（甚至可能從未形成），但作為持有“正統的”或“教條的”馬克思主義觀念者，孟什維克當然早就存在。他們在理論上一直承認“無產階級專政”。但是按馬克思的本義，以及普列漢諾夫以來俄國馬克思主義的傳統，這種承認有下述限定：第一，這種專政只能出現在“社會主義革命”中，而他們認為在不發達的俄國如今發生的只是“民主革命”；第二，即便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專政”也只能是內戰中的非常狀態，不能把它常態化，在和平時期搞獨裁；第三，既然是“無產階級專政”就只能針對“資產階級”，而不能針對盡管“落后”（馬克思主義者，不管布爾什維克還是孟什維克都這樣認為）、但幷不屬于剝削者的農民，更不能針對工人和其他社會主義政黨。至于以“專政”來對付社會民主黨內的其他派別，就更是匪夷所思。

　　 更重要的是，基于俄國馬克思主義反對“人民專制”、主張“政治自由”的傳統，孟什維克一直崇尚民主。早在“二大”上就有代表指出：雙方的分歧在于“是要使我們未來的政治服從某種基本的民主原則、承認這些原則的絕對價值呢，還是所有的民主原則都必須絕對服從我們黨的利益？”[6]列寧主張后者，而主張前者的即所謂孟什維克──不管他們是否參與過“二大”的那場爭論。因此，孟什維克不僅可以說是俄國當時最“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可以說是最“原教旨”的民主派──這兩點合而論之，也體現了當時“馬克思主義”與“民主”的關系。

　　 孟什維克對民主原則的忠誠體現在：如果統治者以暴力推翻民主而維護專制，他們當然支持以暴力來對付這種統治者，包括在內戰中實行臨時的“專政”。但在民主政治中如果自己在“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選舉中失敗，則他們絕對服從“人民的選擇”。而且，在民主政治中他們也主張光明磊落，堅持原則，寧可在競選中吃虧也不單純為拉票而嘩眾取寵，附和群眾的任何要求，同時也反對不擇手段地詆毀對手。然而，不幸的是，在專制傳統和陰謀政治土壤深厚的俄國，他們的民主實驗過于“超前”，當時成功的機會是不高的。

　　 三　從“二月民主”到“一月專政”中的孟什維克

　　 與領導人多在海外的布爾什維克相比，孟什維克在國內工會中的影響更大。1917年的二月革命雖然事出偶然，沒有任何政黨策劃過這次劇變，但在革命后出現所謂“無產階級的蘇維埃和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兩個政權幷存”的局面時，蘇維埃初期也主要是由孟什維克（以及社會革命黨）主導的。而在自由主義者主導的頭兩屆臨時政府無法控制局面、先后辭職，以及俄國瀕臨無政府混亂狀態的情況下，孟什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參與了后期的各屆聯合臨時政府，幷且愈來愈成為主導力量。到了十月革命前夕，最后幾名“資產階級（即自由主義者）部長”行將辭職，在布爾什維克曾經主張的“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即將實現的前夜，列寧卻搶先以武力奪取了政權，幷隨即開始了對先前這些黨內“同志”的鎮壓。

　　 而在整個過程的每個環節，孟什維克的“君子”行為從政治斗爭的角度來看都令人感嘆。例如，當沙皇“出人意料地”倒臺后，列寧為搶時間而經德國人安排穿越俄德戰線，從國外趕回首都時，媒體曾懷疑他這種回國方式，指責他是德國人的奸細。正是作為列寧對手的孟什維克首領馬爾托夫站出來力辯列寧的清白。

　　 二月革命后，初期孟什維克的影響力盡管很大，但由于不支持資本主義、又教條地認為俄國沒有社會主義革命條件而無意掌權，因此只想以蘇維埃為陣地做民主政治下的反對派。一旦自由派被證明無法控制局勢，他們參政后就開始以左派立場與“資產階級部長”斗爭，幷沒有因為上述教條而甘愿做“資產階級的尾巴”。然而對于這種民主政治中的政敵，他們只用合法手段，也的確在十月之變的前夜，成功地在臨時議會上通過了迫使全部“資產階級部長”辭職的不信任案。如果不是當晚就發生布爾什維克的武力奪權，“清一色社會主義者政府”本已呼之欲出。

　　 但如果“資產階級”要動武，孟什維克也主張堅決鎮壓。當8月間發生右派企圖以武力推翻民主政府的科爾尼洛夫（Л. Г. Корнилов）叛亂時，孟什維克不僅推動臨時政府進行鎮壓，還支持不久前才因被指煽動暴力而受到壓制的布爾什維克重返政壇，幷組織民兵（赤衛隊）參與平叛──然而正是這些布爾什維克民兵后來反過來成為推翻臨時政府的主力軍。

　　 另一方面，本來在沙皇時期反戰的許多孟什維克成員在沙皇倒臺后，看到需要抵抗德軍進攻以保衛新生的“民主俄羅斯”及其革命成果，因而在無法實現“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的情況下不贊成放棄戰爭，尤其反對在無停戰協議的情況下單方面放棄抵抗。這種所謂“革命護國主義”立場（盡管不是所有孟什維克成員都持這一立場）使當時厭戰已極的俄國軍民失望。而那時以在野身份完全根據群眾情緒提口號的布爾什維克則鼓吹無條件立即停戰，因而廣受青睞，尤其在軍隊這個當時最厭戰的群體中很快成為最受歡迎的派別。

　　 在當時幷非普選的蘇維埃中，軍人投票權高于工人十多倍（當時還只有“工兵代表蘇維?！?，農民是不算數的），孟什維克在蘇維埃中的主導權遂被布爾什維克取代。布爾什維克以蘇維埃的名義利用軍隊和民兵進行武力奪權，遭到孟什維克的抗議。但是當時蘇維埃政府自稱是“在立憲會議召開前管理俄國的工農臨時政府”，幷許諾盡快進行立憲會議普選，因此孟什維克對之也沒有太強烈的抵制。相反，他們認真、積極地投入了布爾什維克政府組織的立憲會議選舉工作，成為當時俄國最遵守民主規則的政治派別。

　　 由于這時他們的報紙被查封，聲音被封殺，也由于在當時的亂局中人們對他們那種循規蹈矩的主張缺乏信心，當然還有掌權者對選舉的影響，孟什維克最終在選舉中失敗了，他們僅僅得到2.3%的議席，在四大競選團（社會革命黨、布爾什維克、立憲民主黨、孟什維克）中敬陪末座。這與二月革命之初他們的巨大影響形成鮮明對比。

　　 然而，孟什維克坦然宣布接受這一結果。相反，布爾什維克卻因為得票少于社會革命黨便公然推翻了他們自己組織的選舉，于1918年1月派兵武力驅散了立憲會議。在選舉中失敗的孟什維克首先起來捍衛這一民主選舉的結果。他們組織工人于當天發起和平的游行示威，抗議解散立憲會議。布爾什維克派兵開槍鎮壓，造成震驚世界的“一月五日血案”。用高爾基（М. Горький）的話說：“來福槍驅散了近百年來俄國最優秀份子為之奮斗的夢想”[7]！

　　 四　“兩害相權取其輕”和孟什維克的困境

　　 “一五血案”后，孟什維克與布爾什維克的關系徹底決裂，幷受到后者嚴厲鎮壓而轉入地下活動。但是，立憲會議被驅散終于導致社會危機的大爆發。不僅布爾什維克與所謂“民主反革命”之間的矛盾激化，而且布爾什維克廢除民主的做法，也使二月革命后懾于當時人們對民主的認同而一時蟄伏的各種舊俄勢力乘機而起，隨著憲政民主前景的破滅也堂而皇之地出來搶奪江山。他們的邏輯是：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遺產憑什么留給你呢？“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局面于焉形成[8]。

面對如此局面，孟什維克陷入了空前的困境。1918年1月，他們不分國內、國外，“國際主義者”還是“護國主義者”，都一致抗議廢除民主，也都成了列寧式“專政”的反對派。

但在后來的內戰中，由于他們同樣反對與蘇俄為敵的資產階級及舊俄勢力（所謂“白衛勢力”），因而顯得左右為難：“布爾什維克專政政策實際上已把俄國大多數人口即農民和一大批城市民主派推到了反革命隊伍中，另一批民主派則把立憲會議的命運與帝國主義同盟國和國內反動派連在一起?！Y果，立憲會議可能被用來作為直接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口號和借口”[9]。

　　 于是在如何“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問題上，孟什維克的成員發生了嚴重的分歧。俄國國內以馬爾托夫與唐恩（Ф. И. Дан）等人為代表的主流派雖然譴責布爾什維克破壞民主，但認為反對資產階級與舊俄勢力更為重要，因而在內戰全面爆發后改變了激烈譴責的立場，采取了姑且支持蘇俄的態度。他們仍然按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把列寧的“專政”看成內戰中的非常狀態，期待其在戰后能夠恢復民主。馬爾托夫說：“當階級斗爭進入內戰階段時，一定會出現……以革命少數派專政的方式來執掌國家政權”，所以我們這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列寧等人“爭論的焦點”幷不在于要不要專政，而在于：“這種專政的目的是為了鞏固自己，幷建立一整套制度使專政永久化呢，還是相反，盡快地以這個革命階級或幾個階級的有組織的主動精神和自治，來代替這種專政?！盵10]

　　 于是他們力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獨立性和批評者立場的同時，以盟友身份支持內戰中的布爾什維克。馬爾托夫號召國內支持者保衛蘇俄，在國際上也盡力為布爾什維克游說，呼吁國際社會民主黨暫停討論“民主還是專政”的問題。當時格魯吉亞的孟什維克通過民主競選上臺執政幷宣布脫離蘇俄，成為原俄羅斯帝國范圍內孟什維克掌權的唯一地區。然而盡管沙俄解體后的“獨立風”流行一時，格魯吉亞幷非特例，當時所謂“民族自決”的意識形態承認這種權利，沙俄時期列寧還鼓勵這種做法，布爾什維克在內戰期間為了集中力量對付其他異己勢力，也承認格魯吉亞獨立，但為了取悅于布爾什維克，馬爾托夫還是嚴厲譴責了格魯吉亞的同志，孟什維克中央甚至宣布開除他們。

　　 這時孟什維克不僅承認戰時的“革命專政是必經階段”，“客觀上好比外科醫生的手術刀”，而且為未來制度的設想，他們也已經不再為立憲會議呼吁，而僅限于呼吁擴大“蘇維埃民主”。他們認為只要有民主就可以約束列寧等人，“不僅普選權這種民主，就連蘇維埃民主也不會讓共產黨的少數人得逞”[11]。但是，正由于任何民主都與專制不相容，列寧幷沒有因為他們的支持而寬容對待他們，內戰一結束，就對他們發動嚴厲鎮壓。1920年馬爾托夫被迫流亡國外。仍在國內希望與布爾什維克合作的孟什維克首領唐恩，在其提出的新經濟政策建議被列寧接過去之后，他本人卻因企圖表現得比領袖更聰明而不能見容。正如當年列寧“照抄”了社會革命黨的土地綱領之后就反過來鎮壓了該黨一樣，孟什維克也因唐恩的意見被采納而在1922年遭到了最后的滅頂之災。這時他們才明白：自己面臨的幷不是臨時性的“迪克推多”（dictator），而是一種比沙皇更嚴酷的“人民專制”。

　　 而孟什維克的命運也確實給正統馬克思主義的“專政”觀出了一道難題：如果戰時的“專政”是可取的，但和平恢復后就應當取消專政恢復民主。那么怎樣才能做到這一點？是僅僅指望“專政者”的好心和自覺嗎？

　　 與國內的孟什維克主流派不同，僑居國外的許多孟什維克名人，如阿克雪里羅得（П. Б. Аксельрод）等人反對馬爾托夫的“兩害相權取其輕”。他們認為列寧搞的“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對無產階級和農民的專政”。針對當時左派中的一些人，以法國大革命中的雅各賓專政為例為列寧的行為辯護，阿克雪里羅得指出蘇俄這種做法不是雅各賓專政式的戰時措施，而是列寧一貫的長期專制主張。因而他們認為應當進行反抗，幷且根據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不排除以暴抗暴的可能。但這也僅僅是理論上的“可能”而已。他們同樣也不愿與“白衛勢力”為伍，幷且要與之劃清界限，于是所謂的反抗只限于向第二國際的兄弟黨呼吁，希望通過“國際社會主義干預”來迫使布爾什維克改變做法[12]。這自然是毫無結果。

　　 只有以饒爾丹尼亞（Н. Н. Жорданиян）為首的格魯吉亞孟什維克，自1917年二月革命后一直沒有失去對當地蘇維埃的領導，1918年通過民主選舉在當地的多黨制議會取得多數，上臺后領導格魯吉亞脫離俄國獨立，幷組建軍隊抵抗蘇俄進攻。他們在格魯吉亞執政三年，進行了頗值得研究的、憲政基礎上的“民主社會主義”實踐（土地改革、八小時工作制、工業國有化、發展自治工會農會等），但這個社會民主黨領導的格魯吉亞最后也在1921年被蘇俄大軍攻滅。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在俄國的民主實踐就此中斷了。

　　 注釋

　　 1　參見金雁、卞悟：《農村公社、改革與革命：村社傳統與俄國現代化之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6），頁217-57。

　　 2　卞悟：〈列寧主義：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民粹主義化〉，《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1997年10月號，頁37-50。

　　 3　普列漢諾夫本人自視為兩派之上的共主，但除在“二大”上他一度支持過列寧的某些觀點外，在絕大部分時期其觀點都傾向于孟什維克。其他諸人則是明確的孟什維克成員。

　　 4　С. В. Тютюкин, Шелохаев В. В. Марксисты и рус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Н., 1996, c. 234.

　　 5、6　烏里洛夫：〈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分裂的經過〉，中譯見中央編譯局主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2006年第1期，頁28；29。

　　 7　參見金雁：〈讀不懂的高爾基〉，載《火鳳凰與貓頭鷹》（北京：三聯書店，1999），頁114。

　　 8　此說參見本期金雁文章。

　　 9　孟什維克黨代表會議決議（1918年12月27日至1919年1月1日），轉引自阿謝爾編：《俄國革命中的孟什維克》（北京：中央黨?？蒲修k公室，1984），頁120。

　　 10　Социал-демакратия и революция.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Одесса. 1920. c. 49.

　　 11　Ю. О. Мартов, Диктатура и демакратия. сборник. Петроград. 1919. c. 19, 27, 34-36, 37-38.

　　 12　П. Б. Аксельрод, Кто изменил социализм? Нью-Йорк. 1919. c. 23-30. См.: Аксельрод П. Б. О борьбе с большевизмом.//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921. no. 6, 7.

　　 秦暉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著有《田園詩與狂想曲》、《問題與主義》等書。

　　 來源: 《二十一世紀》2007年10月號